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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石破天惊的叩问:炎帝故里在会同?(2)
       “好的。”

       “湖南有很多很古老的地名,带有很明显的农耕文明特点,例如:嘉禾、耒阳、酃县(现改名炎陵县)、舂陵(今宁远)、长沙、衡阳、九嶷山等,无一不是与炎帝传说和生平事迹有莫大关联。《桂阳州志》引《衡湘稽古录》说,‘《管子》曰:神农种谷于淇田之阳……九洲之人,乃知谷食。’又云:‘天降嘉谷,神农拾之,教耕于骑田岭之北,其地曰禾仓,后以置县。”今日之嘉禾县城,古名禾仓堡,即是纪念神农拾嘉谷教民耕种之事。神农拾得嘉谷,又思播耕之法,于是在郴州汝城耒山发明耒耜。耒为柄,耜为铲,是上古时代最早最重要的耕种工具。西晋谯周(注1:《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老师,蜀汉末期、西晋初期的著名学者、儒家大师、史学家。)在《古史考》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炎帝制耒,教民耕种,这是没有争议的传说;《衡湘稽古录》载,‘帝之匠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耒山。’全国找得到以‘耒’字为地名的只有湖南才有,耒山下制耒,因此名叫‘耒山’,山下有水名‘耒水’,耒水之北有城,于是叫‘耒阳’(注:中国位於北半球,以我们的视点来观察太阳会是从东方升起经由南方最后落到西方,山的南面是向阳坡,山的北面是背光坡,南面的日照一定较北面充足,所以山南谓阳、山北谓阴;水的部分由於中国地形是西北高然后向东南渐低,河流在流动时会倾向於往东南方向流动,南岸较容易受到河水的侵蚀,形成南湿北乾的情形,故称水北为阳、水南为阴。)。另耒水上游有一段支流就叫淇水,附近有叫‘骑田(骑与淇同音)岭’的地名。等等这些,正好印证了炎帝制耜教民耕种的地方就在我们湖南。”

       “嗯嗯。”

       “在中国古籍中,炎帝是一致认同的‘日中为市’的始创者。有‘集市’便有交易,有交易便需要衡器(称重量的工具)。刚才引述过的东汉固班《汉书•魏相传》载,‘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这里的‘衡’指的是衡器,通俗点讲就是称量的工具,即‘天平’与‘砝码’的总称。相传炎帝就是衡器的发明者,而湖南正好有衡阳、衡山的地名,难道这是巧合吗?考古还发现,现今为止,湖南一省出土的衡器数量,比北方整个地区出土的数量都多,这又是炎帝是湖南人的又一例证。至今会同人仍把赶集叫做‘赶连山’,这更是民俗活化石般的证据。”

       “的确很有道理。”马如龙似有所悟,“阳教授,你刚才说的‘日中为市’,说神农在湖南发明了‘集市’以利交易,关于这方面在下有一点小小的发现,我想应该可以作为这个观点的旁证,但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是吗,是什么,说来听听?”

       “湖南离我们广东比较近,所以我很喜欢自驾到湖南旅游,旅途中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湖南有很多以‘市’为名的地方。我这里说的‘市’可不是我们今天一般的大城市的‘市’,例如长沙市、深圳市等,我遇到的‘市’都是一般的‘镇’、‘乡’和‘村’一级”的行政单位,例如位于京珠高速边上的‘新市’和‘冠市’,常德与慈利之间的‘热市’,邵阳洞口的‘竹市’等,当时从高速和国道上经过的时候我就纳闷,怎么这些‘市’以前都没听说过?后来我特意找来地图查看了一下,原来这只是一些小城镇或小村庄。基于这种特殊的情况,我感到很奇怪,于是便又更深一层的对湖南的这些‘市’作了个简单的统计。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一统计让我倍感意外。原来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在湖南境内标注在地图上,以‘市’为名的地名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几十个,分布范围覆盖整个湖南,甚至连邻近的湖北也有一些,江西和广西与湖南交界处也有极少的一部份。出于好奇,我又查了一下全国的其他地方,发现这一现象只是湖南和湖北独有,北方的乡村一般都叫‘庄’、‘集’、‘堡’和‘屯’之类的,很少叫‘市’。听了你刚才的介绍,我就想,这大概就是炎帝‘日中为市’的历史遗痕吧。”马如龙娓娓道来。

       “是吗,有这情况?我还真没留意到。你等等,我去拿地图过来查证一下。”阳国盛说完便转身去到书柜旁,从书柜里取出了一册16开本的中国地图集来。他迅速翻到湖南全省图页面,开始从南到北认真搜索起来。马如龙和路瑶靠上前去,也把头凑到地图前一起看了起来。

       果然如马如龙所说,阳国胜也预料不到,居然一下子就让他找到几十个以‘市’为名的地名:浦市、新市(两个)、冠市、大市、旧市、堂市、杨市、井市、禾市、草市、竹市、茶市、三市、沙市、麦市、龙市、潭市、洲市、柞市、粮市、石市、黄市、童市、洋市、舍市、伍市、洪市、冷市、洞市、关市、土市、蔡市、楠市、柏市、汤市、彭市、水市、汾市、潘市、塘市、桥市、樟市、枣市、茅市、琉市、罗市、码市、两市、在市、召市、尧市、贾市聂市、白市、白地市、芦洪市、紫溪市、石期市、小溪市、黄亭市、金称市、塘田市、芦洪市、高溪市、龙形市、文富市、青草市、仙人市、文家市、津市、洞市、磨市、皂市、苗市、象市、洞市、陬市、热市、许市、下柴市、牛张市。他再翻开湖北省的地图,在接近湖南北部醴阳平原的湖北区域内,也找到了不少这样的地名:杨林市、街河市、横沟市、资市、秦市、磨市、董市、涴市、弥市、网市、曹市、毛市、李市、拖市、彭市、胡市、麦市。

       “喔喔,还真的是呢,马探长,你的这个发现太重要了,这的确可以作为炎帝的活动区域就在我们湖南的有力证据。众所周知,人会老事会变,但地名是一个很重要的民俗文化层面上的考古信息,具有不易变动性,我想没有比这更具说服力的证据了。何况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有一大堆的地名来佐,可信度就相当高了。事出必有因,我想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我得对这个现象再作一番更为深入研究才行。”

       “有阳教授出马,相信很快就能出成果。”

       “我比不上你,果然是名侦探,马探长你的洞察力真是超乎常人。”

       “过奖了,那也只是在旅行途中的偶然发现。”

       “绝对没过奖,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发现的,而发现了又能去探索、考证的就更是少之又少。”

       “这家伙真不愧是名侦探,洞察力果然异于常人,太利害了。”路瑶心里不禁赞叹道。看来刚才真的有点小瞧他了。

       “阳教授您过奖了,还是继续刚才的话题吧,请您继续解说。”马如龙谦虚道。

       “好吧,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有了意外发现,阳国盛难掩激动,声音明显洪亮了许多。“讲完地理上的考证,我们再说说从会同方言上的考证吧,”

       “方言?”

       “是的。语言和地名,是民俗考证的两个最重要因素,地名说完了,现在我们来说说会同方言。”

       “好的,我也很喜欢学讲各种方言。方言和口音经常在破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是吧,你喜欢就好,这方面可有些难理解。”仿佛找到知音,阳国盛语气中显得比刚开始时更有兴致。“著名语言、民族学家石宗仁先生指出,‘在构成民族的四大要素中,以语言最具稳定性,而在语言要素中,又以民族母语最稳定’。上古汉语是建立在远古汉语基础之上的,远古汉语经过漫长(至少百万年以上)的发展,应该是一种成熟的音义结合的语言了。章太炎先生也说过,‘语言者不冯(凭)虚起,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这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因为,根据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有其内在的原因。华夏先民‘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获得对世界的认知,我们的‘语言’一开始就是通过摹拟事物的声音或形状而得到的。如‘mama’、‘baba’象小孩吮吸乳汁时发出的声音;如‘鱼’字之‘yu’音,即由人模仿鱼嘴一张一合时发出的声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以说‘语言是上古时代遗存的密码’,这一点也不夸张。”

       “这点我也深有体会,因为我也作过这方面的研究。”

       “是吗,那太好了,这样我讲起来你就不会觉得难懂。”

       “嗯嗯。”

       “既然我们认为炎帝神农故里在会同,认为神农氏族的子孙在会同繁衍至今,从未中断过香火,那么我们在会同境内就应该能找到神农古语的‘活化石’。研究中我们惊奇地发现,会同方言确与周边县市截然不同。北面的洪江、芷江,西面的天柱、锦屏,南面的靖州、城步、通道,大众方言都是‘西南官话’(注:西南官话,也称为北方方言西南次方言、上江官话或湖广话,是官话的一个分支,分布于西南部以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的绝大多数汉语地区,以及临近的湖北大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陕西南部、甘肃省南部,另在江西省有方言岛,分为成渝、滇西、黔北、昆贵、灌赤、鄂北、武天、岑江、黔南、湘南、桂柳、常鹤等十二片。),非常好懂;东面绥宁、洞口、武岗,说的基本上是’湘语’,交流起来也不困难;唯独会同方言‘门的古’(注:这样子的意思。)吐音沉闷、古奥难懂,让人莫明其妙。为了作对比研究,我们当年特意请会同土生土长的县志办张宏早先生说了下面一段会同方言:

       窝原舌刚肥通挖,为嘎先活到嘎瓦民要拓刚铺通挖,刚来刚客刚客港来刚的亚嘎的闲,因为刚腾嘎梭尿铺通挖。

       这段用普通话汉字替代读音的原汁原味的会同方言,大多人听不懂,翻译成普通话就简单得多了:

       我原是讲会同话,为了生活到了外面必须讲普通话,讲来讲去讲去讲来讲得差得很,因为讲成了塑料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