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顶立贡献
老白毛继续说道：“那时候戴笠还算聪明，一看这戴眼镜的不行，马上换人，架空费博士，任命出色的对日经济学家邓葆光担任副处长，负责实际工作。
邓葆光是经济战的天才，而且熟知日本经济，他曾经准确地推断出日本将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断依据就是日本各种物资的储备和消耗，令重庆叹为观止。
他指挥的经济作战也别开生面，是以制造伪钞为主，一箭双雕。
邓认为日本占领中国华东、华北地区，目的在于进行经济掠夺，因此，制造大量伪钞，和敌人争夺物资，就成为有效的经济战手段。
当时，银行家贝祖贻是军统在上海的暗线(此人，大家有印象么？他儿子很有名，叫做贝聿铭，就是在香港造中银三棱刮刀大厦的那位)利用职务之便定期收集日占区的各种钞票交给军统，戴笠便下令在重庆巨额仿造，而后通过安徽界首武装偷运入日占区，疯狂抢购各种物资，并用来贿赂拉拢伪军将领。
这一手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物资大量流失，物价飞涨，因此日军在特高课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反经济作战，不断更改钞票，增加检查手法，意图恢复对占领区的经济控制。
这样，军统的假钞经常被查获，而如果伪军将领使用假钞，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庆的联系。
自从林顶立加入，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特高课每发现一种新的假钞，或者每策划一种新的检查手法，林都能从内部预先获得消息，提前通知军统，因此军统的印刷厂马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日军虽然变化万端，依然防不胜防。这套经济作战的方法贯穿整个抗战，它破坏了日本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为重庆获得了大量急需物资，同时，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养活了日益膨胀的军统。
据邓葆光的报告，每年军统利用“经济作战”获得的财富达到几万根金条，当时军统的富有连蒋委员长都意料不及。
而其他的部门，比如中统虽然几次试图分一杯羹，一来遭到军统的打压，二来仿制的钞票经常被查获，始终不成气候。
林顶立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将日陆海军在东南沿海的布防情报准确地传送给军统，包括日军布雷区、军舰出入港等情况，二战后期盟军潜艇在东海、南海的作战，许多就依据了林的情报。
1945年，因为日军困兽犹斗，抵抗激烈，美军曾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为此，林的情报组也提供了大量当地日军布防和战斗力，以及水文气象方面的情报。由于日军8月投降，这一战役未及实施。
同时，军统自身也充分利用了从林处获取的东南军事情报。
戴笠和美军共同组建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为了获得美方信任，戴笠携美海军中校梅乐斯亲自赴东南敌后，车队穿越日军千里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东海之滨，令梅乐斯大为惊叹，也对军统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更大的信任。
他当然不知道，通过林顶立，戴早已经对日军的布防了如指掌，当然知道怎样趋避了。
戴笠对林顶立的价值非常清楚，因此反复强调对林提供的情报只能“被动运用”，绝不主动要求林搜求容易导致暴露的情报。
但是林本人艺高胆大，更做出军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指挥的台湾挺进组不久建立了基隆、金门两个分组，甚至在鼓浪屿建立外围组织“同声俱乐部”，吸收福建、台湾爱国高级人士，形成了稳固的抗日团体，其团体成员则逐步控制厦门伪政权各个部门。
在林的努力下，厦门等地的伪组织除伪市长李思贤外，基本被林所控制，在他们的运作下，厦门成为各日占区组织中最为热闹，效率却最为低下的一个部分，而日军却也不闻不问，因为当地负责调查控制伪组织的特高课、兴亚院和宪兵队，都控制在林一平，也就是林顶立的手中。
本来这些机关是由日本老特务泽重信控制的，泽重信，1899年生于大阪，士官学校毕业后转入陆海军特种训练班，长期在总部设于台北的“大日本南支派遣特务机关”工作，担任日军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陆海军特务系统总负责人。
1939年9月，厦门特务机关长田村崇则被中国特工刺杀，泽重信亲自前往厦门坐镇，公开担任兴亚院负责人、地方理事官、台湾总督府驻厦门嘱托、海军总部嘱托、日本亚洲共荣会事务嘱托、华南情报部部长等职务，是日方在厦门的最高指挥人员。
他前往厦门的时候带去了自己最为信任的部下林一平，却不料给自己挖好了墓穴。
1941年，华南的一个日本女特工被军统拉入组织，并为中方提供情报，日方觉察后将其逮捕枪决。
与这个女特工有联系的若干军统外围人员被捕，根据审讯中的记录，泽重信发现厦门暗藏着中国方面重要的特工机关，因此决定顺藤摸瓜，投入力量进行侦破。
以日军的效率和能力，林顶立这次在劫难逃了。对泽重信来说，不幸的是他找来商量的，正是头号要犯林顶立。
林顶立第一个反应是迅速逃走，和军统局闽南站负责人陈式锐商议。
戴笠得到陈通报后，认为林的价值太大，放弃过于可惜，因此决定保护林继续潜伏，派出漳州站长期潜伏的两名杀手汪鲲、苏群英，限期刺杀泽重信。
并电陈曰：“此一敌酋若不及早加以制裁，将来羽翼丰满了，不但华南半壁均要沦入敌手，则整个抗战前途受影响至深林顶立在关键时刻镇定自若，一面提供泽重信准确的活动规律给行动队员，一面因为泽重信经常去蝴蝶舞厅活动，通过黑道老大十八大哥林仔滚，把苏群英安排到林仔开办的蝴蝶舞厅担任管账。
1941年10月26日，枪法出众的汪鲲从蝴蝶舞厅跟踪泽重信到《华南新日报》门前，泽重信甩开保镖，和报社社长汉奸林谷同行，似有要事商议，汪鲲果断掩身路旁骑楼下水泥柱旁，连发两弹，均中泽重信胸胁部位，泽重信应声倒地，当场毙命。
林谷大惊失色，抱头鼠窜。汪乘乱闪入待人巷，辗转经海岸路潜回藏身处所，伏匿于惠安同乡、印尼华侨苏孝盼家中，直至11月6日晚，才冒险潜至鼓浪屿海滩，泅水至对面嵩屿登岸，受到当地群众集会热烈欢迎。事后，日军进行调查之际，林顶立从中设计，抓捕与泽重信有隙的日侨多人，刑毙数人。
其中就有一个是你们认识的汪鲲，他字宗海，惠安人，原海军中尉，1940年加入军统，专门从事除奸活动，抗战胜利后，移居台湾阳明山。据他自己说，抗战中军统除奸，因日伪防范严密，往往与敌同归于尽，而兰子春之刺山本荣治、汪鲲刺泽重信后全身而退，则被认为是经典的成功案例。
老白毛说道:"经过这件事儿以后,林顶立从此更无顾忌，抗战胜利后积功升任军统台湾站第一任站长。
台湾光复后，任保密局台湾站站长，兼任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别动队司令，研究室主任。然而真正让他扬名立万的还是“二二八”事件，至为复杂。除国府军队、本省平民、学生和流氓介入之外，还有大量的日籍军人与日本浪人，也在兴风作浪。后者危害尤其严重。
陈仪曾向蒋介石汇报，“‘留用日人’中，亦有想乘机扰乱者。”
“前日人统制台湾时代所放逐火烧岛之浪人，光复后均能放回台。
工作无着，旧性复萌。
此次暴动中最毒最有力之分子，即系此辈。
原台籍日军，甚至结成“海南岛归台者同盟”、“若樱敢死队”、“暗杀团”等组织，袭击外省人，地下党成立了全岛性的武装斗争委员会……台中、高雄、屏东、宜兰、基隆、新竹、彰化等地都开展了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
在岛内局势面临失控的时候，美国又介入其中。一些要求“独立”的台湾人，上书美国政府，要求联合国托管台湾。
美国驻台副领事葛智超等也四处活动，鼓吹“台独”，“散播各种不实谣言，制造各种纠纷，混淆国际视听，致使事件不断地蔓延、恶化。”
美国驻台领事馆甚至对本国政府明确表明立场，“领事馆认定唯一实际的解决办法是美国自己立即介入，或代表联合国介入。”
为防止台湾被托管，蒋介石遂不得不下令出兵“平叛”但鉴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都是战后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且须避免伤害台湾民心，故在追究事件责任时，国民政府竭力回避日、美因素。
蒋介石指示，“其参与此次事变有关之人员，除共党煽惑暴动者外，一律从宽免究。”由此，在整个“戒严”时期，“二二八事件”被片面定性为“共党阴谋”，成了岛内的禁忌话题。
戒严解除后，台湾当局致力于“二二八事件”的平反。
但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民进党为在选举中打压国民党，一再重提“二二八事件”，将之打造为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外来政权”及威权统治的一次民主抗争，刻意夸大省籍冲突与族群矛盾。
以至于台湾学者杨渡，《联合报》撰文批评道：“今天台湾研究二二八的人，仿佛只有一种声音，却忘记了台湾人也曾是暴动的发动者、加害者。
在二二八的历史里，本省人外省人都有受害者。
如果事情只有一种面向，历史怎么会有真实？
和解，应该是一种互相倾听、互相了解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 “‘二二八’的真相只讲了一半，另外一半被刻意掩埋，另一半的受害者是外省人，怎么没有人提？
这些被残杀的外省妇孺资料汗牛充栋，极为残忍，妇女被奸杀，小孩被打爆头，简直不能够引述，为什么都被视而不见，政府档案不谈这一段，纪念馆没有这一页，这些无辜的受害者没有得到一点补偿。”
在各种政治定性中，“二二八事件不是族群冲突，是‘官逼民反’今天台湾的新闻系统，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联合报》，而联合报的第一个老板，就是这位林顶立。
如果和某些台湾人提到林顶立，那是绝对不会陌生的。
他虽然后来做到台湾省议会副议长，《全民日报》、《联合报》的老板，在台湾，林的形象始终阴森可怖，带着一道暗色的血腥。
“军统台湾站站长林顶立”——这是一个令台湾人谈虎色变的名字，并且和“二二八凶魔”联在一起。
在二二八事件中，真正直接负责镇压的，不是大陆来的军警部队，正是这个林顶立率领的“行动队”和军警“义勇总队”。
林顶立的手下是对二二八参与者的直接行刑部队，被称作手段残忍，杀人如麻。民进党也承认，镇压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将台湾“蜂起领导人”二百多名一网打尽。
“并非全是外省人的主意……外省人对台湾各地各界的领导者不可能知道得那么详尽。是从重庆回来的半山干的，他们是刘启光、林顶立、游弥坚、连震东（连战之父）、黄朝琴等人”。
今天，在煽动台独的文章中，台湾的媒体还在煽情地宣传几百名几百名被解除了武装的台湾造反者怎样被林顶立的行动队集体处决，虽然证据并不确凿。
二二八事件，大陆至今仍然未改其性质的认定，认为是一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统治的人民起义”，所以林顶立这个最得力的镇压执行者，当然是“刽子手”；在台独分子眼里，这林顶立，不但是个魔王，而且是台湾人的“叛徒”。
所以，海峡两岸，这都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其生平如隐雾中，也是正常的。
察看史料，二二八事件的核心分子，很多是日占台湾时期的亲日头目和从南洋归来的台籍日军，其台独和亲日性质，现在已经越来越鲜明地被揭示出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起义”，而且成了台独分子的一块招牌。
兄弟以为，林顶立这名字虽然现在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而且不好听，将来或许还有改换形象的一天呢。
二二八事件后，离开情治系统，转入新闻界，以民间人士创办《全民日报》，并任社长。1951年出任《全民日报》、《民族日报》、《经济日报》联合版管理处主任委员，1953年三报联合版改组为《联合报》，任发行人。次年任第二届临时省议会副议长。
1955年转入实业界，任民营农林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后因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条例，被判有期徒期八年六个月。
1959年因病保释出狱。1961年出任国泰产物保险公司董事长。后又任国泰人寿、塑料、信托董事。他利用国内隐藏间谍的关系与我单线联系！！”
邓葆光是经济战的天才，而且熟知日本经济，他曾经准确地推断出日本将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断依据就是日本各种物资的储备和消耗，令重庆叹为观止。
他指挥的经济作战也别开生面，是以制造伪钞为主，一箭双雕。
邓认为日本占领中国华东、华北地区，目的在于进行经济掠夺，因此，制造大量伪钞，和敌人争夺物资，就成为有效的经济战手段。
当时，银行家贝祖贻是军统在上海的暗线(此人，大家有印象么？他儿子很有名，叫做贝聿铭，就是在香港造中银三棱刮刀大厦的那位)利用职务之便定期收集日占区的各种钞票交给军统，戴笠便下令在重庆巨额仿造，而后通过安徽界首武装偷运入日占区，疯狂抢购各种物资，并用来贿赂拉拢伪军将领。
这一手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物资大量流失，物价飞涨，因此日军在特高课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反经济作战，不断更改钞票，增加检查手法，意图恢复对占领区的经济控制。
这样，军统的假钞经常被查获，而如果伪军将领使用假钞，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庆的联系。
自从林顶立加入，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特高课每发现一种新的假钞，或者每策划一种新的检查手法，林都能从内部预先获得消息，提前通知军统，因此军统的印刷厂马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日军虽然变化万端，依然防不胜防。这套经济作战的方法贯穿整个抗战，它破坏了日本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为重庆获得了大量急需物资，同时，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养活了日益膨胀的军统。
据邓葆光的报告，每年军统利用“经济作战”获得的财富达到几万根金条，当时军统的富有连蒋委员长都意料不及。
而其他的部门，比如中统虽然几次试图分一杯羹，一来遭到军统的打压，二来仿制的钞票经常被查获，始终不成气候。
林顶立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将日陆海军在东南沿海的布防情报准确地传送给军统，包括日军布雷区、军舰出入港等情况，二战后期盟军潜艇在东海、南海的作战，许多就依据了林的情报。
1945年，因为日军困兽犹斗，抵抗激烈，美军曾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为此，林的情报组也提供了大量当地日军布防和战斗力，以及水文气象方面的情报。由于日军8月投降，这一战役未及实施。
同时，军统自身也充分利用了从林处获取的东南军事情报。
戴笠和美军共同组建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为了获得美方信任，戴笠携美海军中校梅乐斯亲自赴东南敌后，车队穿越日军千里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东海之滨，令梅乐斯大为惊叹，也对军统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更大的信任。
他当然不知道，通过林顶立，戴早已经对日军的布防了如指掌，当然知道怎样趋避了。
戴笠对林顶立的价值非常清楚，因此反复强调对林提供的情报只能“被动运用”，绝不主动要求林搜求容易导致暴露的情报。
但是林本人艺高胆大，更做出军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指挥的台湾挺进组不久建立了基隆、金门两个分组，甚至在鼓浪屿建立外围组织“同声俱乐部”，吸收福建、台湾爱国高级人士，形成了稳固的抗日团体，其团体成员则逐步控制厦门伪政权各个部门。
在林的努力下，厦门等地的伪组织除伪市长李思贤外，基本被林所控制，在他们的运作下，厦门成为各日占区组织中最为热闹，效率却最为低下的一个部分，而日军却也不闻不问，因为当地负责调查控制伪组织的特高课、兴亚院和宪兵队，都控制在林一平，也就是林顶立的手中。
本来这些机关是由日本老特务泽重信控制的，泽重信，1899年生于大阪，士官学校毕业后转入陆海军特种训练班，长期在总部设于台北的“大日本南支派遣特务机关”工作，担任日军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陆海军特务系统总负责人。
1939年9月，厦门特务机关长田村崇则被中国特工刺杀，泽重信亲自前往厦门坐镇，公开担任兴亚院负责人、地方理事官、台湾总督府驻厦门嘱托、海军总部嘱托、日本亚洲共荣会事务嘱托、华南情报部部长等职务，是日方在厦门的最高指挥人员。
他前往厦门的时候带去了自己最为信任的部下林一平，却不料给自己挖好了墓穴。
1941年，华南的一个日本女特工被军统拉入组织，并为中方提供情报，日方觉察后将其逮捕枪决。
与这个女特工有联系的若干军统外围人员被捕，根据审讯中的记录，泽重信发现厦门暗藏着中国方面重要的特工机关，因此决定顺藤摸瓜，投入力量进行侦破。
以日军的效率和能力，林顶立这次在劫难逃了。对泽重信来说，不幸的是他找来商量的，正是头号要犯林顶立。
林顶立第一个反应是迅速逃走，和军统局闽南站负责人陈式锐商议。
戴笠得到陈通报后，认为林的价值太大，放弃过于可惜，因此决定保护林继续潜伏，派出漳州站长期潜伏的两名杀手汪鲲、苏群英，限期刺杀泽重信。
并电陈曰：“此一敌酋若不及早加以制裁，将来羽翼丰满了，不但华南半壁均要沦入敌手，则整个抗战前途受影响至深林顶立在关键时刻镇定自若，一面提供泽重信准确的活动规律给行动队员，一面因为泽重信经常去蝴蝶舞厅活动，通过黑道老大十八大哥林仔滚，把苏群英安排到林仔开办的蝴蝶舞厅担任管账。
1941年10月26日，枪法出众的汪鲲从蝴蝶舞厅跟踪泽重信到《华南新日报》门前，泽重信甩开保镖，和报社社长汉奸林谷同行，似有要事商议，汪鲲果断掩身路旁骑楼下水泥柱旁，连发两弹，均中泽重信胸胁部位，泽重信应声倒地，当场毙命。
林谷大惊失色，抱头鼠窜。汪乘乱闪入待人巷，辗转经海岸路潜回藏身处所，伏匿于惠安同乡、印尼华侨苏孝盼家中，直至11月6日晚，才冒险潜至鼓浪屿海滩，泅水至对面嵩屿登岸，受到当地群众集会热烈欢迎。事后，日军进行调查之际，林顶立从中设计，抓捕与泽重信有隙的日侨多人，刑毙数人。
其中就有一个是你们认识的汪鲲，他字宗海，惠安人，原海军中尉，1940年加入军统，专门从事除奸活动，抗战胜利后，移居台湾阳明山。据他自己说，抗战中军统除奸，因日伪防范严密，往往与敌同归于尽，而兰子春之刺山本荣治、汪鲲刺泽重信后全身而退，则被认为是经典的成功案例。
老白毛说道:"经过这件事儿以后,林顶立从此更无顾忌，抗战胜利后积功升任军统台湾站第一任站长。
台湾光复后，任保密局台湾站站长，兼任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别动队司令，研究室主任。然而真正让他扬名立万的还是“二二八”事件，至为复杂。除国府军队、本省平民、学生和流氓介入之外，还有大量的日籍军人与日本浪人，也在兴风作浪。后者危害尤其严重。
陈仪曾向蒋介石汇报，“‘留用日人’中，亦有想乘机扰乱者。”
“前日人统制台湾时代所放逐火烧岛之浪人，光复后均能放回台。
工作无着，旧性复萌。
此次暴动中最毒最有力之分子，即系此辈。
原台籍日军，甚至结成“海南岛归台者同盟”、“若樱敢死队”、“暗杀团”等组织，袭击外省人，地下党成立了全岛性的武装斗争委员会……台中、高雄、屏东、宜兰、基隆、新竹、彰化等地都开展了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
在岛内局势面临失控的时候，美国又介入其中。一些要求“独立”的台湾人，上书美国政府，要求联合国托管台湾。
美国驻台副领事葛智超等也四处活动，鼓吹“台独”，“散播各种不实谣言，制造各种纠纷，混淆国际视听，致使事件不断地蔓延、恶化。”
美国驻台领事馆甚至对本国政府明确表明立场，“领事馆认定唯一实际的解决办法是美国自己立即介入，或代表联合国介入。”
为防止台湾被托管，蒋介石遂不得不下令出兵“平叛”但鉴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都是战后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且须避免伤害台湾民心，故在追究事件责任时，国民政府竭力回避日、美因素。
蒋介石指示，“其参与此次事变有关之人员，除共党煽惑暴动者外，一律从宽免究。”由此，在整个“戒严”时期，“二二八事件”被片面定性为“共党阴谋”，成了岛内的禁忌话题。
戒严解除后，台湾当局致力于“二二八事件”的平反。
但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民进党为在选举中打压国民党，一再重提“二二八事件”，将之打造为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外来政权”及威权统治的一次民主抗争，刻意夸大省籍冲突与族群矛盾。
以至于台湾学者杨渡，《联合报》撰文批评道：“今天台湾研究二二八的人，仿佛只有一种声音，却忘记了台湾人也曾是暴动的发动者、加害者。
在二二八的历史里，本省人外省人都有受害者。
如果事情只有一种面向，历史怎么会有真实？
和解，应该是一种互相倾听、互相了解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 “‘二二八’的真相只讲了一半，另外一半被刻意掩埋，另一半的受害者是外省人，怎么没有人提？
这些被残杀的外省妇孺资料汗牛充栋，极为残忍，妇女被奸杀，小孩被打爆头，简直不能够引述，为什么都被视而不见，政府档案不谈这一段，纪念馆没有这一页，这些无辜的受害者没有得到一点补偿。”
在各种政治定性中，“二二八事件不是族群冲突，是‘官逼民反’今天台湾的新闻系统，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联合报》，而联合报的第一个老板，就是这位林顶立。
如果和某些台湾人提到林顶立，那是绝对不会陌生的。
他虽然后来做到台湾省议会副议长，《全民日报》、《联合报》的老板，在台湾，林的形象始终阴森可怖，带着一道暗色的血腥。
“军统台湾站站长林顶立”——这是一个令台湾人谈虎色变的名字，并且和“二二八凶魔”联在一起。
在二二八事件中，真正直接负责镇压的，不是大陆来的军警部队，正是这个林顶立率领的“行动队”和军警“义勇总队”。
林顶立的手下是对二二八参与者的直接行刑部队，被称作手段残忍，杀人如麻。民进党也承认，镇压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将台湾“蜂起领导人”二百多名一网打尽。
“并非全是外省人的主意……外省人对台湾各地各界的领导者不可能知道得那么详尽。是从重庆回来的半山干的，他们是刘启光、林顶立、游弥坚、连震东（连战之父）、黄朝琴等人”。
今天，在煽动台独的文章中，台湾的媒体还在煽情地宣传几百名几百名被解除了武装的台湾造反者怎样被林顶立的行动队集体处决，虽然证据并不确凿。
二二八事件，大陆至今仍然未改其性质的认定，认为是一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统治的人民起义”，所以林顶立这个最得力的镇压执行者，当然是“刽子手”；在台独分子眼里，这林顶立，不但是个魔王，而且是台湾人的“叛徒”。
所以，海峡两岸，这都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其生平如隐雾中，也是正常的。
察看史料，二二八事件的核心分子，很多是日占台湾时期的亲日头目和从南洋归来的台籍日军，其台独和亲日性质，现在已经越来越鲜明地被揭示出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起义”，而且成了台独分子的一块招牌。
兄弟以为，林顶立这名字虽然现在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而且不好听，将来或许还有改换形象的一天呢。
二二八事件后，离开情治系统，转入新闻界，以民间人士创办《全民日报》，并任社长。1951年出任《全民日报》、《民族日报》、《经济日报》联合版管理处主任委员，1953年三报联合版改组为《联合报》，任发行人。次年任第二届临时省议会副议长。
1955年转入实业界，任民营农林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后因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条例，被判有期徒期八年六个月。
1959年因病保释出狱。1961年出任国泰产物保险公司董事长。后又任国泰人寿、塑料、信托董事。他利用国内隐藏间谍的关系与我单线联系！！”